《21世纪》：通常来讲，您是如何向领导同志汇报呢？龙永图：我向中央汇报的时候很少谈美国人怎么不对，或者美国人怎么没有道理。

无喜悦，也是一种展望。再次，财政收支结构极度扭曲。

于是，他们开始给管理层制造神话。最为令人震惊的是，空调的同时，浅隐的政策宽松已经成为既定的方针政策。资本将会在某一个早上，彻底退出一些无法牟利的地区和产业。人走了，钱走了，一些人要政改了，他们这是在纵火，他们要毁尸灭迹。于是，形成了奇异的中国式地方财政收入奇观：地方债＋卖地收入。

其次，要解决房地产市场问题，可能需要更多资金，用于解救次级贷款和边际贷款的借款人。他们在变相鼓励投机倒把行为，高利贷几乎是实质负利率的必然结果。虽然我们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，比如企业注册登记，我觉得还是比较严，但是你要是与过去相比的话，还是好多了。

货币统一了，财政没有统一，那么它就来借债过日子，隐瞒债务过日子，实际上发生了一个道德风险。比如像土地制度，如果改革的话会有助于解决很多经济方面的困难。我们现在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年检啊，资质啊，许可这类的越来越多。这一次新的世界性的放松货币的行动，能起到作用吗？周天勇：欧美放松货币，它有它的原因。

有担心滞胀的，有担心二次萧条的的，您怎么看最近的经济形势？周天勇：从这个经济增长速度，包括这个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平稳。但是一个问题是，城市化的过程有没有可能被打断，比如说，如果大量的中小企业搞不下去的话？周天勇：城市化、中小企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是三位一体，连着的，互动的。

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宏观的需求管理它主要是控制货币，比如说过热了，我就收缩货币。那么无论是课程的设置啊，无论是研究啊，无论是提出一些建议啊，无论是这个作为一个智库的一个研究，那么我觉得都是推着这个国家向改革开放、向一个正确或者是一个合乎趋势的一个方向前进。那么后10年的改革呢，改起来就是有一部分人受益，有一部分人受损，所以它就形成一种阻碍。你想让高中毕业的这些学生再重新回去种地是不可能的。

比如说欧洲吧，它要用宽松的货币，因为它现在面临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希腊这些国家的财政要紧缩。记者：您多年来一直主张减税，很多经济学家，像陈志武（微博）他们也都主张减税。记者：中国应该从希腊这个危机里面学到什么东西？现在中国人很多人也说，我们要搞福利，比如说保障房的大跃进，您觉得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中国也像希腊那样？周天勇：我们去年大概是4300美元的GDP水平，全世界平均GDP水平是8000多美元，我们实际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。那你说现在的欧债是，到底是新自由主义呢，还是凯恩斯主义？你也说不清楚。

我们过去我们把这个18亿亩当做一种红线来考虑问题，我觉得这个，这是一种思维方式，眼界的问题。您觉得这些东西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周天勇：中国经济在它乐观的一面的另一面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。

我们过去注册一个企业的话，前置审批要10几项，现在好多了。记者：好多年没听说过这种话了。

周天勇：我觉得放宽会好一些，但是不一定。第三个宏观调控的转型呢，就是要转向财政要结构性的减税这么一个方面。比如说城市化进程，比如说在就业压力下的小微企业的发展，比如说这个整个工业的基础结构的升级。一个就是这个4万亿投资下去以后，对这个基础设施大项目，大国企以及推动经济增长起了一定的作用，但是对整个消费的推动没有，没有太起作用，而且是消费和投资比例失调，我觉得这是一个。那么财政上就是过冷了，我可能扩大支出。不分什么国有和集体，不分什么政府所有土地和企业的土地使用权，和自然人的土地使用权，不管什么，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市场。

记者：希腊因为政府开支过大，造成了债务危机，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样？周天勇：欧洲实行统一的欧盟，和欧元区以后，它这些发达国家里比较落后的这些国家，在生活水平、福利方面向德国这些国家看齐，但是它实际上没有德国的比如说制造业呀这些方面。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，已经放松过一次货币，最后并没有解决问题。

最近出台的新的规说，强制企业缴纳的险种，从三项增加到五项。一是你要延长土地年期。

农村呢大概有6亿7，还是6亿8。所以把福利限制在什么范围内，多大的标准，这个一定要和这个国家的财政承担能力相适应。

你看吧，6亿7、8人住了这个2.7亿的土地，6亿5千万人左右，用了7千6百多万亩土地，实际上村庄多用了2亿亩地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总的来说，在进步。如果说你搞得特别多的话，比如说我现在给老百姓承诺的很多，你再掉下去是很难的。这几年，我们虽然诚信有一些问题，但是契约制度，比如说企业与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，和这个政府与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这些，契约制度在逐步的建立。

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企业，如果说你的工资成本上升很快，以工资成本为基数的社保费率又很高，那么全部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中，全部劳动分掉了，或者是增长的更快的话，那就出现亏损了，那他难以为继了比如说所有的所有权你都享有。

土地制度不改会出大问题记者：您说，城市化是可以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继续提供动力。您是中央党校的教授，据您观察很多官员的心态来看，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？周天勇：前10年的改革、前20年的改革的改革的正向效应比较大，就是受益的比较多，就是大家都获利。

就是每个部门都要搞个年检，最后企业就受不了了。但是增加企业社保费的比例的这些这些部门，它们会说我这是为了企业的员工考虑。

你要是没有这些，他转移进来干吗？农民进城，最基本的两个，一个在哪儿就业，一个在哪儿住。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5年非常关键，就是未来5—10年，可能我们要更大力度的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。我觉得它必须得改，你再难也得改。记者：您认为30年的改革，留下了哪些好的机制，还没有被破坏，还在起作用的？周天勇：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，市场建立起价格、供求啊这些机制，我想这是一个。

就是你比如说养老、医疗、房子，另外还要包含更多的福利的话，那就是政府的开支非常大的。但是我觉得需要经过这么一个时期，这个就是中国农业的希望。

这个五项全部加起来最高不能超过工资的30%，你如果说五项全部加起来超过工资的60%了，那这个企业负担不起了，它雇的人越多，那么它的成本越高。记者：但是也有人说，现在政府收走了那么多的钱，让官员少花一点，多搞一点福利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周天勇：这个是对的。

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，已经放松过一次货币，最后并没有解决问题。你像希腊一样，本来你国家都快破产了，你说勒点裤子行不行？谁都不干，要大罢工，闹事。